孙君:这是乡村建设最好的时代!

【公众号】合肥休闲农业2018-01-12 11: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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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乡建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莫道乡建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但凡对中国乡建领域有所了解的人,不会不知道孙君以及他那出了名的“孙九条”。


其实,与“孙九条”的严苛截然相反,现实中的孙君,亲切开朗、平易近人。能因不合理的规范而对着政府官员吹胡子瞪眼睛,也能够在田间与农民朋友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用网上的话来说就是“朕就是这样的汉子,这样的禀性”。



做乡建也并不是因为孙君对农村有童年回忆或情怀,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与农村结缘,是因为其画家的身份。因为画画的缘故,城里人孙君走进了乡村采风创作,渐渐与农村有了接触并熟悉了起来。早期在北京“地球村”当志愿者的经历,让他有更多机会更深入到农村的现实生活中。


因善于和农民打交道,农业部的一个项目组邀请孙君去内蒙古给一批经常上访闹事的农民做思想工作。为了避免造成对立情绪,他不让官员陪同,而是自己一个人进了村。借着喝水的名义,他走近村头的一户人家,那户村民非常热情邀他进屋喝水歇息,还特意杀掉家中唯一的老母鸡、特意买来糯米白糖当做粽子招待他。村民如此真诚热情地对待一个陌生人,让孙君非常感动。


了解了大致的情况之后,他突然想到:如果到了城里,一个陌生人会遇到怎样的待遇?他做了一个试验,也是在城里一户户地敲门讨水喝,却遇到了冷遇,“九家敲下来,一口水也没喝上。每一户人家都只是打开一条门缝看了一眼,就啪的把门关上了。”


在农村和城市截然不同的境遇,让孙君的脑中翻江倒海,他不停地想,到底什么是文明?到底什么是文化?文化到底由什么来界定?是由文凭来界定,还是由道德来界定?这些问题,随着他在农村待的时间越多,答案也越来越清晰。



“人的本意是互助,‘人’字,一撇一捺互相支撑。在城市,这个支撑是拆掉的,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城市里的人情很淡,人和人之间没有互助,失去了人的本意。”


于是,这个城里人对于理想生活的理解,也就越来越倾向于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我们不想要那种度假式的乡村生活,从我的理解来看,‘度’是一种时间的跨度;‘假’可以理解成虚假,所以“度假”就是给你一个假的空间,让你生活几天,过后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概念,而是希望可以在农村长久地生活,创造一种内容真实的生活方式。我们这群人可能更多是理想主义者,希望从一点一滴开始做,不断实现自己的梦想。”现在,正是这群“低空飞行”的理想主义者,成为中国大陆最活跃的一群实践者,以“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使五山镇、樱桃沟村、郝堂村等脱胎换骨,成为纷纷被效仿的乡建典范。

农民和艺术家一起做乡建,更适合乡村

其实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专门的规划设计师,在辛亥革命之前,主要都是由画家、风水先生、巫师和一些乡贤在做这些事情。比如北京圆明园就是以几百个画家设计出来的概念建造起来的。所以画家进入乡建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我因为是画家出身,在农村待得比较久。再加上以前在北京“地球村”做志愿者,参与过一些项目,我发现农民的房子建造起来不像城市的高楼大厦那么复杂,而且对于建筑和材料、环境的本土化,做得更好。尤其是农民的景观做得特别好,既符合自然,又符合生产、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觉得,如果农民和艺术家一起来做乡建,可能更适合乡村。因为画家工作的核心是追求自然、追求美,和农民崇尚自然的天性是很相似的。



其实这两个岗位特别类似。农民种田,产出主要是自己吃,吃不完的拿到集市上卖,换取生活用品,这一过程在一个家庭里就完成了,家里没有总经理,没有CEO,没有会计,也没有销售,家里人没有具体分工。农民是以一种闭环的形式完成从生产到生活的轮回。


画家也是这样,他从采风、构思、买画布、创作,到最后卖画,全是由一个人完成。画家既是董事长,又是劳工,画出的画大多是自己留下,是因为自己喜欢,少部分出售用来养家糊口。画家的生活以自己为中心,与外界联系极少,更多的是与平民打交道。所以,画家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态是一样的。


此外,这两类人都有一种工匠精神。因为自产自销的家庭式生产方式养成了农民精耕细作的习惯,他会盯着那块地,种得很有感觉;画家则是对着他的画板,天天折腾得很有感觉。所以比如北京的宋庄和798,画家最喜欢在那里待着。为什么?因为宋庄里面有农村、农民,798有工厂、工人。


这就像老子说的,高以低为本,贵以贱为基,也就是说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混在一起,这才叫艺术,它更真实。所以艺术家每到采风的时候,都往哪里跑呢?肯定往农村跑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追求美的,他们俩在文化的脉象和源头是一致的。


本地人修本地的村庄,才能把风格保持住

这更多是出于农民自己对房子的理解。我认为只有当地施工队才能做出农民真正需要的房子。因为中国平均50-70平方公里都会形成自己的方言,隔一条河可能讲话都不一样,也就会形成自己的文化。这些细微的差别,外人是不容易把控的,尤其是招投标招来的施工队,完全与当地的文化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中国古代几千年以来,都是本地人修本地的村庄,才能把风格保持住,把民俗保护住。



农村的房子不像城市仅仅有居住功能,还承担道德层面上类似学校的教育功能。比如它有大门、门槛、照壁,有门当有户对,有八仙桌、神台、神龛,有天地君宗师、灶王爷、土地公等。这一套形成了村规民约中的民约系统,民约是村民用来教育自己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大多数是在每一家的中堂来进行。在中国农村,中堂是房子当中最严肃的地方,是摆放列祖列宗牌位和家谱的地方,一家之长在这里教化子女。所以中国农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最小的学校。


而在城市的房子里,中堂变成了电视背景墙,完全漠视了中国文化中中堂的概念。这种文化概念,城市人搞不明白。所以农村的房子一定要找本地的工匠做,他们知道农村的风格、民约,对房子的大梁、门封以及风水,都形成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农村延续了几千年,农民喜欢就应该给它保持。


乡村的环境,城市的便利

以郝堂为例,我们在改造的时候,把几个主要的城市元素也考虑了进去。


第一,是在村里新建了一个我的工作室,所有的设计、生活设施等,都按照我的标准来做,外观还是非常普通的农村房子,但里面的环境、设施改变了。这样一来,房子的舒适度就增加了,再加上我也是文化人,在村民中间也有一些影响力,于是很多村民会进来看,这个房子的价值一下子就增加了。这会让农民对住房的舒适性方面的理解,产生积极的转变。


第二,建“岸芷轩”,这是一个书吧,村官姜佳佳是这里的主人,是游览与村民喝茶交流的地方。在乡村里建一个书吧,未必能卖出书,但它的意义不一般,因为它作为一个城市元素进入了乡村,来到郝堂的城市人看到这个书吧,会觉得跟他有某种联系。就好像在山里面突然看到一盏灯,就会有种有人烟的感觉,有城市文明的感觉,心里也会踏实。


第三,建了一个茶院,是郑州文化开设。在农村如果出现了茶楼和咖啡屋,会让城市人迅速觉得安静下来。


第四,建了一所非常好的小学。基础配置很齐全,比如配备了小型图书馆、礼堂,还有供学生实践用的菜园,还建了很漂亮的新概念生态厕所。这所小学为年轻人返乡起了绝对是作用。


另外村里还安装了取款机,提高了便利性。一个乡村如果配备了这些基本的元素,城市人就会觉得这里是乡村的环境,城市的便利。这是一开始就选择的很清晰的概念,目标就是让年轻人回来。乡村,只要他们回来了,“三农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了。我以为百年中国,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应该这样理解

更像农村的概念,应该是这样来理解的:在自然环境上,农村本来就有山有水有鸟有萤火虫,啥都有了,只要能够搞干净,再把城市元素融进去,让它的生活便捷度、舒适度,比如服务、网络、交通等方面,让城市人觉得方便,我觉得这就是更像农村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将城市生活的便利融入之后,农村的年轻人也就回来了。只要年轻人一回来,留守儿童就没有了,空巢老人也没有了,村庄的农地有人种了,农村的文化也就回来了。



所以我经常说,把这些元素做进去以后,它就比以前更适合居住,这样一来,年轻人回来了,鸟回来了,民俗回来了,这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比以前更好的农村,是一个更像农村的农村。


所以什么叫安居乐业呢?安居在这里,房子是自己的,又有农地,农闲的时候还可以打打杂工。安居乐业特指的就是中国乡村的状态。


我是“帮忙不添乱”的村长助理

我扮演的是村长助理的角色。我以前做过一个失败的项目,当时我还在村里担任类似村长角色的时候,农民的日子过得很好;可是当我离开以后,他们又贫穷了。这让我明白,我只能去帮助他们,不能代表他们,我要是代表了他们,他们就啥也学不会。所以后期我在做项目的时候,基本上把自己定位在“帮忙不添乱”,以他们的想法为主,我帮他们完善;或者他们不懂的东西,我给予指导,但最后的裁决权一定是还给村委会。不仅是我这样,我也要求政府、企业、设计师回到这个位置。所以其实我们在起步的时候就做好撤走的准备,这样当我们真的撤走的时候,这个村庄依然知道自己要如何往前走。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做一个项目,一般是以九年时间来评判的。先用三年把项目做完,一般是两年做完改造建设,第三年辅助一下,每个项目至少需要三个春天才能有足够的时间保证项目实施。再用三年临床观察,这时候我们就离得远一点,让村民更自主地做,遇到重大问题我们才帮忙。再过三年,我们就不过问了,完全让村子自己走,就像一个小孩走向社会之后,爸爸妈妈就不再管他了。如果九年走下来,这个村庄运营得很好,才界定为成功;不到九年就不能叫成功,只能说这个项目做完了,目前正常运营。所以郝堂目前也是处于正常运营的阶段。


对于乡建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中国的乡村建设是多元化的,有的是寻找社会层面的问题,有的是披露政府的职能不到位,也有的是像我们这样以解决问题为主的。我觉得中国这一百年的乡建历程当中,可能没有哪个时代比今天的条件更好了,因为政府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政策、资金、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都很大,给了乡建工作最宽松的舞台。所以我觉得对于乡建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比梁漱溟、卢作孚、阎锡山、晏阳初他们那个时代不知好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觉得应该用更多时间去实践,去寻找方法,少一些无用的抱怨。揭露和抱怨是一种负能量的东西,会把人带向没有笑脸、没有希望的社会。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乡村是扬善的文化,城市是治恶的文化,我更喜欢充满生机的、向上的、充满阳光的感觉。



第二届半汤论坛将于2018年1月19日~21日在合肥三瓜公社隆重举行,孙君老师将在21日上午作《乡村振兴与系统实践》的主题演讲,本公众号将予以报道。


(本文根据曹智晔记者对孙君老师的采访编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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